采访严力(2013年10月27日在北京"798"艺术区)

采访人 (Helmut Opletal/欧普雷)：请你先告诉我，你自己怎么想开始画画的？

严力：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有欲望想表达，然后你周围的朋友有用文字的，也有用艺术材料的，我就也想试一试。

采访人：那是什么时候？ 

严：1979年。

采访人：以前没画？ 

严：以前没有画，但是受过影响。小时候在家里，我爷爷是一个中医，他也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的古字画。小时候，我每年都帮他搬一些画儿，因为在南方，容易受潮，到了春天，画儿要晒一晒。所以从小时候五六岁到十一二岁，我经常会看很多传统经典的画作，包括书法。

采访人：你是在上海吧？ 

严：对，在上海。后来呢，1970年，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是印尼回来的华侨，他比我大两三岁。我住在宿舍里，宿舍的同事就是那个印尼回来的华侨，他喜欢画画儿。而且他经常会把我的一些情况画成速写。还有一张画，就是他画我当年在宿舍的情况：我在抽烟、喝酒、想女孩子。所以，画，本身对我来说，是从小就有这个想法，可以记录一些东西，和文字一样。

采访人：我了解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

严：对。我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我爷爷当时被关起来四个月，就自杀了。然后我父亲文革期间也被隔离审查，关起来四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隔离审查，是文革期间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你有问题，但是他们也找不到太多的根据，就把你隔离起来，让你自己写你以前干过什么，让你坦白。那四年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也不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所以文革对我来说，整个是一个疯狂的、没有法律的、没有道德的一个时期。而我在这个时期，就是十二岁到二十二岁，受到刺激肯定很多，因为十二岁之前毕竟还是在家里，有一定的规范和道德底线，而且爷爷奶奶和父母都会对我有一种道德和修养的教育。突然，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最爱的人都遭受打击、被关起来，有的自杀。所以文革对我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反人类的罪行。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感觉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能这样，绝对不明白。在我的了解中，我的家人都是很好的人，怎么突然就因为在他的专业上比较有名，就变成坏人了呢？我爷爷作为医生，他不能选择病人，不能说你是一个坏人，我就不给你看病，因为没有一个医生会去调查一个病人的档案，才决定给不给你看病。但那时候的罪行就是说，你给很多坏人看过病。

采访人：那1979年你就开始画画的。写诗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吗？ 

严：写诗很早。1973年就开始写了。

采访人：73年写了什么诗？

严：写一些……  尽是郁闷嘛，因为见不到家人，家里人受冲击，就是写一些痛苦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还在文革期间，我也知道我的东西不能让人看见，看见以后会有问题。

采访人：所以你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你有没有给朋友看？

严：对，都是写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有的给朋友看。当时跟芒克、多多都是朋友，互相还交换看一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伙儿的。他们是比我更早一点，他们从1970年就开始写诗了。我比他们也小个三四岁。1970年我认识芒克、多多，他们开始写诗，对我也有影响。但我确实也有很多内心的东西，想要发泄出来，诗歌是个比较好的方式。画画儿是因为当时李爽是我女朋友，她在我家里画画儿，因为她家里空间不够。我自己家里空间不是很大，但是自己有一个房间。她就在那儿画画儿。

后来黄锐他们就要组织一个展览。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因为我们都是《今天》的。当时很多星星画会的人都是先参加的《今天》杂志社的，比如黄锐、曲磊磊、马德升、钟阿城、我，原来都是跟《今天》有关，也发表东西。画画以后，画了两个月，黄锐到我家来看李爽的画儿，一看满墙的画，怪怪的。他说，很好。李爽不在的时候我用她的画箱自己画，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学，但是我小时候看过很多画儿，再加上我在工厂宿舍也有朋友画画儿，所以我知道画画儿怎么回事儿。画画儿这种事情是很容易模仿的，只要把一块板子放在那儿，有颜色，就开始涂吧。就是这么试出来的。就用我写诗的想象力去画。

采访人：那你们是怎么办起来展览的？ 

严：我回忆就是当时我们在民主墙的时候。看到民主墙很多人贴大字报，也有贴一些政治呼吁，也有画家在那里挂画。我记得第一个在那里挂画的是一个成都来的，叫薛明德，他挂他的那个水墨。后来又有贵阳五青年，其中有一个叫尹光中的。我们当时认识他。然后正好在那前后，六月份，有一个“无名画会”，他们的画在画舫斋展览了。这是1979年6月份。然后我们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儿。他们就说他们向北京市美协申请的，批准了。当然他们的画相对温和，是静物写生、风景写生，占百分之90以上。偶尔有两张灰蒙的，有张伟的，有冯国栋的，有两张比较出格的。黄锐他们看到这个以后，就觉得我们也可以搞。然后向北京市美协申请展览的地方，但是刘迅说我们已经排满了，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就决定在美术馆墙外展览。然后就邀请了大概十几个人参加。

采访人：你现在想到当时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对后来有什么影响？ 

严：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对后来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时就觉得自己需要表达，想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想法，因为压抑了那么多年，每天都是《毛主席语录》，每天都是《人民日报》、文革这么下来。毕竟在文革之前，我还受过五年的小学教育，知道有数学、语文、地理，后来都中断不教了，家里人又受到冲击，你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话要说，有表达的欲望。为什么社会有很多人愿意做文学艺术，因为他们需要用一个媒介来表达这个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需要欣赏这个东西，不一定创作。所以我们创作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与人分享。首先要满足自己的表达，如果表达得好，别人还能分享。其实我很早就很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采访人：1979年到1980年，你好像是他们团体最年轻的一个成员。

严：比较年轻的，只有李爽比我更年轻。

采访人：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画会的成员，你刚刚开始画画，那你在这个团体里的地位，他们尊重你吗？ 

严：他们当然尊重我。因为我是画得最怪的。我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我反而画得最怪、最新奇、最好玩儿的。因为我们不受任何限制，加上我也喜欢朋友，所以他也喜欢我。同时因为我也写诗，想象力比较丰富，比一般的画家想得多一些。很多画家会避免画面的叙事性。但是作为一个诗人，就无所谓，我就要叙事，没有这个条条框框，只要这个画面别人看了有意思，别人觉得可以分享到你的信息，所以我没有任何束缚。现在证明是对的。

采访人：你说了你们很多星星画会的跟民主墙、民主运动有关系，你那时候是怎么考虑这些政治性活动的？你也参加了吗？ 

严：对对，当时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我在诗里头表达了。其实我觉得跟他们一样的，他们只是用文章，但是有可能我还觉得诗歌更高级一点，也有可能有这种潜意识，因为诗歌更难写。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你觉得适合用诗歌表达，但有的人很理性，他觉得用文章那种逻辑思维，可能对他来说更顺手。所以很自然，我没有说要避免什么东西。我如果要避免，我连《今天》还有“星星”都不参加了。也有很多人害怕当时的情况。很多人原来参加了《今天》，参加了“星星”，一次两次，然后他们走掉了。

采访人：你家里受到了文革的迫害，你那时候没有害怕？ 

严：那时候也有害怕。但是那个时期——79年、80年——的情况要比文革时期要好很多。既然连民主墙都可以存在，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压力不是说大到像文革期间，这个压力已经减轻了一部分。再有，我们当时能失去的已经没有了。已经无所谓了。当时我在工厂里一个月18块钱、21块钱的工资，住在宿舍里，你说我有什么财富？我爷爷也自杀了，我父亲关了四年放出来，病重，81年他就去世了。尤其是81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大不了就是自己被抓起来。所以，我没有任何我想保护的东西，造成我不去参加某些危险的东西。你要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看，我们为什么不害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代人，在大的情况下是类似的，小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比较有名的诗人、或成为比较有名的画家，他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经营，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大背景下，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命运底下的。

采访人：1979年10月1日的游行你参加了吗？ 

严：参加了。我和李爽都参加了。照片上没有，因为我们在后面。为什么呢？这个情况我会说，李爽也会说。因为黄锐通知我游行，他到我家，留了个条，说第二天我们在民主墙集合游行，是几点钟。但是他纸条放在我家里，我不在家，我爸爸就看到了。第二天起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出门。李爽来找我，说我们一起去，李爽进来，我爸爸就坐到门口，说你不能去，很危险，游行，从来没有过。

黄锐好像说9点钟集合。到了9点半，我就跟我爸说，你看，时间已经过了，他们已经开始了。这样我们就走了。赶到那儿，他们刚刚出发，然后我们就冲过去。我们一到，他们刚刚出发，结果我们在后面。一直从民主墙，从前门那边，天安门不让走，前门绕过去到了后头，我们一直在。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游行完了以后，我们胜利了嘛，说你们回去等消息，给你们解决展览地点。然后我们这帮人就去了东风市场的二楼，我们吃的午餐，钱是我付的。主要就是星星画会的，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在露天画廊展览的时候别人捐的钱在我手里拿着，我去付的这个钱。

采访人：后来你还继续画画儿？ 

严：因为就是这样，我们星星画会最后被定性——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内部最后被定性——游行是反革命行为，所以星星画会的人都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包括毛栗子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之后我们要换工作或者做什么事情，肯定会遇到麻烦。我们第二届之后就再也不能展览了。这时候正好对外比较开放了，可以自费留学，可以跟老外结婚，所以逐渐的，一个个都出去了。因为我们在这儿不能发展，他压着你，我们不能办展览，因为我们尝到了办展览的甜头，我们尝到了这个自由，再把它放弃，我们是不甘心的。

后来开放了可以出国，我们当然要出去了。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那时候出国的人，都是身上没有多少钱出去的。那时候刚开始出国的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准备，只是因为国内有很多政治问题，不想待了。所以，从1980、1981年开始出国，一直到86、87年，出国的人基本上不是有经济准备的。很早就是艾未未，1981年就走了。然后赵刚，也比较早的。然后早一点的就是黄锐、王克平，跟外国人结了婚。然后李爽出去。然后我，然后马德升，然后曲磊磊，然后毛栗子也出去。钟阿城要晚一点。

知道的星星画会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1981年到1987年出去的。有些人还是要两头跑，比如说，王克平、我、李爽。黄锐入了日本籍，也会两边跑跑，有时候也会去日本。但很多人已经有了外籍了，无所谓了，想在哪里待着都可以。问题就在于“星星”，在于我们的历史是不被宣传和记录的，所以在海外也看不到很具体的关于“星星”的东西。除了张颂仁【香港汉雅轩画廊 (Hanart Gallery) 负责人】在十周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展览，但这个也有限，也没有多少人看到。我们唯一一次比较正规被全面记录的，从张颂仁开始。我1985年出国的时候，在香港碰到他，给他讲星星画会的故事，他有兴趣了，说要看看十周年能不能办一个展览，我就把所有人的联系方式给他。他就开始联系，然后就做成了这个展览。他当时投入了二十多万美金，他当时是有理想的，这一点我是肯定的。他花了很多精力做，而且还是巡回展览：香港、台北，然后法国。

采访人：那现在在国内，媒体怎么提到你们星星画会？ 

严：我们都是作为个人被提到。比如说你正好办了个人展览，它提一下，说你参加过“星星”。湖南美术出版社曾经出了一本小册子，介绍“星星”的，是用张颂仁这本书剪接了一下，出了一本小的书。那是中国唯一正规出版的介绍“星星”的。而且很多年以前了，大概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了。再后来，关于“星星”的，黄锐在日本搞过几次，但是他都是小范围的，不是五个人就是六个人，就是没有毛栗子、杨益平这些人，就我们五个人，15周年在东京画廊搞了个小东西，算“星星”的十五周年展。

然后二十周年展他也搞过。所以这些都是有情可原的，但他也努力做了。直到2007年，我做了一个“星星”的回顾展。因为在之前我就问黄锐，你要不要做。他表示他不愿意做。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798做艺术节，忙那些，他没有兴趣。他说，我需要时间，严力你给我两年时间，那是我2003年跟他说的，到2005年我就问他，两年过去了，做不做啊？他说他还不行，还要等。他说，我想找到国外的基金会。我说你想等钱，我们不是为了钱做。所以这是我跟他冲突的地方。他就是习惯了要找到基金会的赞助才做。我说我能找到朋友赞助，我也可以做。

然后过了三年多，我跟他说，我来做。我就做了。所以他没有积极地参与，但是也有两张画是在朋友那儿的，也展览了。黄锐现在还在做，他做事以找国外基金会的名义，还在做。但问题是，很多细节他不跟我们通告了。像我，就都会跟他们通告，情况怎么样，现在到了哪一步。他就不告诉我们。所以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前两天我见到他，就跟他说，你把你有的资料弄一个目录出来，如果你欠缺的我能给你的，我会给你，因为这属于集体的，不是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