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股错误思潮，胡耀邦在１月１１日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就提请大家注意，可能不可能有人搞现行反革命活动，有没有混进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的人。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的《引言》中，他又相当严肃地提出“民主个人主义”的问题，从四个方面说明其表现，但他那时对问题的性质及其危害性，认识还是不足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后，胡耀邦让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对上访、贴大字报人员一再申述“在发扬民主的同时必须注意法制和纪律”的报道登了会议简报（１月２３日）。２月上旬又把上海市委关于最近几天出现游行、卧轨、冲击市委机关等情况的报告批发给会议讨论。一些同志[曹志（中组部研究室）等]认为当前我们要强调两个坚决：一是坚决发扬民主，二是坚决反对闹事。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多数参加者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对于这股错误思潮发展下去将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严重障碍认识不足，缺乏警惕；有个别人还直接间接地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以后，会上谈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出去，传播的面不小；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少传到会上来的。在探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会上确有某些观点是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问题时，有人提出[苏绍智等人] “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的观点，也是不利于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一位同志 [于光远] 在春节期间写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问题”的文章，在会上发言，作为会议材料之七印发。胡耀邦读后写下四字批语：“不敢苟同。” ......

对西单民主墙的问题，有些同志看得比较清楚。有一位同志 [李普（新华社）对民主墙作了] 分析说：“从民主墙上看，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观点基本正确，这占多数。另一种是很少数的人，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列主义，对毛主席也想一棍子打倒。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羡慕西方，让卡特来解决问题。另外还有极少数人，坚持‘四人帮’那一套。” ... ... 少数几个人对西单民主墙是高度评价、积极支持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提出异议。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工作人员 [苏绍智（人民日报社）] 提出：“目前解放思想是不够还是过头？对西单民主墙怎么看？对群众中发扬民主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怎么看？我们认为，从全国来看，不是过头，而是不够。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当然，对出现的个别情况，如给卡特的信，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提出民主个人主义思潮， 这样估计是否重了。中央对民主墙应当表态支持。”

有两位同志 [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的范荣康、余焕春写出长文] 以《西单民主墙剖析》为题，在２月１４日作联合发言。他们列举大量事实，反复论证：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说明青年人正在根据马列主义原理严肃地思考问题，勇敢地探求真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指出民主墙的出现带来了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他们的立足点，站到了利用西单墙散布错误思潮，煽动闹事的那些人一边去了。

他们所在的小组 [第一组] 听了 [范、余的] 联合发言后，就西单民主墙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竟一致认为：西单民主墙是我国民主生活的生动体现，已经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民主墙探讨、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说明它的存在是有益的，应予以支持。并写了正是建议 [为此，大家还一致提出] 正式建议，要会议领导小组向中央反映。[建议的内容是：“将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放为人民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在公园内，设立大字报区，提供举办演讲会、辩论会场地，使人民群众有一个固定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也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可以定期到那里去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并把我们国家的困难和问题直接告诉群众，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把极少数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 ]

正是在对待西单民主墙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上，思想理论界的软弱、涣散，在错误思潮面前丧失识别能力和战斗能力，暴露无遗。(295-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