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苏江 (2014年6月12日于美国加州伯克利的某酒店)

采访人(Helmut Opletal/欧普雷)：请你告诉我，你怎么接触这个集团，怎么知道你自己对那个时候有什么看法？现在回顾一下，有什么感觉？

苏江：因为我和王希哲是同学，当时我是初中，他是高中。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就是参加同一个组织，战斗队。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后来我们分别到了农村，到农村我们经常通信。

采访人：在农村的时候你们是分开的？

苏：分开的。他去阴德，我去惠阳。到后来回广州，他先回广州，我还没回，他回广州后就接触了李正天啊，陈一阳啊，还有郭鸿志。他们就搞这些政治上的探讨，那个时候我还在农村。但是我一直在思想上比较接近他们的那些政治上探讨的问题，还算是关心吧。搞那个集团的时候，我也是搞大字报，贴大字报。我们十七中有一帮同学都是他们的骨干，因为当时都是在一起讨论政治的问题的。但是后来他们就搞到社会上去了，我们也跟着他们去参加。他们的观点我比较同意。然后在街上贴大字报的时候，也看到群众有很好的反映，正面的支持。那我觉得他们还是对的，所以就支持他们的观点，跟着做了一些工作。但后来他们受到压制的时候，我同时也受到压力。当时我们单位——我是在自来水公司，广州自来水公司——当时单位里办学习班。他是关了监狱的，那个时候我小孩才十几个月。他们说，如果不是我有小孩，就不让我回家了。后来办学习班，就是白天上班，不用去工作，在一个地方，有个人看着你，你要写检查，写谁接触了谁，你想到什么就要写什么，思想检讨这些东西，大概持续了好几个月吧。

采访人：是哪一年？

苏：应该是……我是七五年回广州的。他们写大字报是七四年，那时候我还没回广州。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回城参加他们的活动。七五年回城后和他结了婚，生了小孩。写大字报的时候，四人帮倒台后，然后被他们抓起来了，然后在单位里也受到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在单位里开批判会，批李一哲的批判会，我们单位也开了，把我批判了。他们的发言，也不是针对我个人有什么，而是针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批。然后就让我检讨。后来平反，在一个多大的范围开过批判会，就在多大的范围开一个平反会。但是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对的。批判他们是反革命集团，那我也是反革命集团里的一员，就一直办学习班。那我所知道还有其他的很多事情。有些同学也是办学习班，不让回家，一直关在单位里面，反正就是写检查。有很多同学都是办学习班这种形式，也没有抓起来，但不让你自由活动，白天在单位被监视，你要在那边坐着写检讨，写东西。在单位就是我一个人参加了他们的集团嘛。

采访人：那你写了些什么？

苏：他们派一个人来看着我。也没写什么，就写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是对的，为什么呢等，就这些。然后，有一个人，也是女的，是我们同事，去那看着我。大家都没什么事情，东西都写完了，没得写了，她就在那打毛线，我也在那打毛线。一有人来了，她就说，收起来，就这样。但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观点还是对的，大部分群众都觉得他们是对的。

采访人：八一年，第二次被抓，对你、对你们家有什么影响？

苏：对我们家影响都比较大，因为我妹妹，其实她一个小姑娘，她也不问政治，但是李一哲的事，我就被办班，我家受到牵连，尤其是我妹妹。她本来是不问政治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们单位的要她揭发姐夫，有什么反动言行在家里，结果她就受到压力，就精神病了，精神分裂。后来一直没有好。她放出来之后，好过一段时候，到第二次抓进去，她就自杀了。这对我们家影响比较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里由于他的事情受到很大的牵连，也被抄家啊。

采访人：你的孩子是男孩。你们儿子年龄多大？他爸爸还在监狱里，他怎么了解这个情况？

苏：那个时候，他还在监狱里，我们半年去看他一次。从他两三岁起吧，就开始去探监，每次去…

采访人：他在什么监狱？

第三人(王希哲)：怀集，广东省的第一监狱。

苏：第一次我跟我妈妈一起去。我妈妈带着我们两个，挑着东西去看他。到了那里，不让我妈妈进，只让我和小孩进去。每次只有半个小时，反正就是从那么小的小孩，一直到初中，一直都是每年去两次。

采访者：一年两次？

苏：规定是一个月一次，但很远，来回要三四天。从广州到怀集，坐一天的车。到那儿先睡一个晚上，第二天见了，然后再睡一个晚上，第三天再回家。

采访人：你们能带东西吗？

苏：可以带点吃的东西，然后就每个月给他寄点吃的东西，寄点书。监狱不让多见，就半个小时，不超过四十分钟。这个样子。

采访人：那后来，比如说到九零年，你儿子已经十几岁了，你怎么跟他说，跟他解释，爸爸在监狱里？

苏：因为他从小就去监狱，他是知道的。他爸爸也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什么刑事的事情，因为我们，我和他爸爸，我孩子的爷爷，我们每年都要写申诉信给法院，给人大。他爸爸很坚持，要写申诉。就算他判了刑之后，我们都一直在写。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我儿子他也了解这个情况。反正我们觉得他是很冤枉的，也没有反对共产党，就写了一些意见，没有理由判那么重的刑。十四年了，写了十四年了。所以…他爸爸也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写。就是这种状态。我儿子也是，他没有直接说支持，也没有说反对他，也是知道这个过程的。但我觉得，他在学校里，我们也很想保护他。老师也会知道一点。老师也不会刻意的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算是比较平静的吧。没有严格要求他，就说他爸爸没有在家。我们那个孩子到现在为止，他的性格，他的表现都是一种很懦弱的一种性格。我也觉得是…因为爷爷，奶奶，还有我父母还有我们，都是很宠着他的，处在一种被保护的状态。所以形成他性格上的懦弱我们现在对他，觉得也不是很高的期望吧。

采访人：儿子现在美国？

苏：在美国。

采访人：他跟你一起出来的？

苏：我先出来，然后他再出来的。

采访人：你先出来，他晚出来？

苏：不是，他爸爸九六年出来，我九九年，我儿子是二零零三年出来的。

采访人：那他现在对过去他爸爸和你的政治活动有什么看法？

苏：他没有政治观点，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我们那时候做的事情，你说他理解吧也理解，你说他支持吧好像也不大支持。就是那种。他是七零后，因为当时我记得龚小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有印象，我就跟他埋怨，说传传的性格——我的儿子叫传传——传传的性格像女孩子，也不是很刚强的那种。龚小夏说，行了，你家有一个就行了，你还想出两个吗？他这样说，后来我觉得，也算了吧，就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好好过日子。

采访人：我看你墙上有十字架，现在是信基督教？

苏：我来了美国以后，我们去教会，人家带我去的。

王希哲插话： 并不真正是。

苏：我是觉得，就现在中国这个状况，就是没有信仰。我一直觉得，这是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把利益看得太重了。没有信仰不行。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没有信仰。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我看到很多消息说，温州那边都在拆他们的教堂，都不让他们去敬拜上帝，我就是随便谈谈，我觉得中国要改变现状，可能要从道德，信仰，小孩的教育开始，改变这种状况，才能有很好的基础，不然，斗来斗去，多少派，左派，右派，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我是这样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