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哲集团

批判政治制度的大字报

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己称赞“大字报”是革命辩论的有用手段。但是他们往往只是包含毛泽东教义和个性的升华，并成为服务于政治以及个人阴谋的媒介，使用流言、辩解及编造的指控，而且“批判”也通常仅针对已被排斥的政治家们。在文革的高峰期，大字报主要被毛狂热的追随者们用于攻击“反革命”和“走资派”，比如邓小平或刘少奇（以及成千上万的地方干部）。

到了1973年底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党的领导阶层使用大字报来诽谤林彪。1976年4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邓小平身上，让他再度受辱。这些方式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也没有太多改变，在毛去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自己变成了大字报攻击的对象。

但是除了大多数的大字报和官方宣传以外，总是有一些人通过这样的运动去批评国家和党的政治。虽然他们只是使用了隐晦的暗示和间接的提示，但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都已经习惯于体会字里行间表达出来的政治意味，（所以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方式）。

这期间最为著名的批评文章就是毛时期尾声的这篇宣言书《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由广州的李一哲集团所撰（见下文）。在其他省份也有一些不太出名的抗议活动，尤其是在浙江和江苏。南京有一个年轻的活动分子，叫做徐水良。他写了一些大字报还派发了攻击中国“官僚精英”和所谓的干部特权制度的传单。徐于1975年被捕，并被拘禁至1979年。在他获释之后，他加入了民主运动，并于1981年再度被捕。1998年他被允许前往美国。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1974年一个由前红卫兵组成的集团在广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政治小册子。以“批判”它为前提，这本小册子被附入党内文件，并因此在全国各地干部中广泛流传。文章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以及毛泽东的语录和口号，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空泛仪式，并试图勾勒出“社会主义民主”的要素以及法律条款以取代无限制的党派统治。

当然，它并非一篇全面的政治论文，而是一篇颇具争议的文字，并不断地在用辞方面引用毛泽东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如果通读全篇就会发现，“李一哲”并不仅仅把矛头指向他们表面上批评的“林彪系统”，而是想要全面讨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主要的作者是前红卫兵成员，他们曾在文革期间热衷于社会主义理想，后来意识到他们只是被人操控的傀儡，被利用于高层官员的权利斗争、谋杀和个人利益。《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作者们看起来仍旧信仰革命理想，但是他们已经在期待一些更为务实的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并期望这些在之后，能够成为毛泽东去世后的新的党的领导集团所坚持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

不仅仅在字里行间……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香港《展望》杂志第332期第16页）

关于“新的资产阶级”：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当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 （第12页）

关于在“林彪体系”下的毛泽东崇拜： “…… 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及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 ‘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第13页）

关于文化革命的仪式：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教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第12页）

关于文革受难者： “…… 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第13页）

关于反民主势力：“什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的一段话。” （第18页）

关于人民监督： “不用说党的领导人应当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当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第19页）

“李一哲”的形成

“李一哲”这个化名来自三位主要作者的名字：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人也为这一宣言做出了贡献，甚至还有更多人（好几十人）在这个非官方的集团里进行辩论，并支持大字报的写作、分发和复印。

集团最先得到的是党内干部的同情以及无声地支持，但是在1974年由于大多成员都被捕或遭受批判。到了1974年12月中共中央广东省宣传部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官方文件对李一哲大字报进行批判，称其为“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及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恶意攻击”。

这一官方批评被发送至全国的党员干部（据说印刷了10万份），并附有大字报原文。这种情况可以被假设认为是有些有影响的人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李一哲的宣言被更多公众所知晓。

1979年当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展开的时候，新的党的领导阶层决定释放李一哲集团成员（在指控他们是四人帮的遗毒之后）。在广州，举行了一次严肃的平反仪式，由省委书记习仲勋【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主持，并通过官方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一些集团成员，比如前红卫兵王希哲就立即投身于“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并参与到独立刊物的出版中去。一些那时候没有被捕的成员则加入了1989年的学生抗议运动。王希哲入狱十三年，到他获释，他成为了中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由于担心会再被逮捕，他1996年逃亡香港并最终获得美国的庇护。

李正天（在很短一段时间后）在民权运动中不再那么活跃，并有意地减少了公开发表政治言论的次数。他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用教书、绘画及书法的形式把李一哲宣言原始标题中的“民主与法制”一词进行了展现。2010年，他作为联合作者之一参写了李一哲集团的全面记录和文献历史。这本书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而是由一个香港的小型独立出版社出版并发行（陈锦禄、李一哲等：《李一哲事件》，中国焦点出版社，香港 2010）。该书揭示了当时的李一哲集团除了三位主要作者以外（第四位当时希望保持匿名状态），还有二三十名对其做出贡献的活动分子。

集团的成员之一就是当时年仅18岁的女孩儿龚小夏。主要的活动人员被正式拘禁期间，她被软禁，但是后来她被允许在北京学习。1987年她获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并赴美留学，取得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在成功取得美国国籍后，她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了2009年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的竞选（未能成功），随后出版了她的自传 “Born American: A Chinese Woman's Dream of Liberty” (Nimble Books, 2009) 。2012年她成为美国之音电台中文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