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武汉、广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八十多个，其中有些是由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这些由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组织，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招牌，举行集会游行，张贴大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印行刊物，发表宣言、纲领，提出口号、主张，进行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国家安全，违背人民利益的活动。

在北京，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被他们用来作为宣传和活动的阵地。

１９７９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祖国。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我想看看你们国家究竟是怎么象魔术师一样创造了那么多财富”，有什么秘密“让人们那么自由而又总是能够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说“而在 我们生活中仅仅因为没有先例，便足可以把一切美好的事物扼杀了”。]

１９７９年１月６日，任畹町等七人贴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中国人权宣言》，宣布成立所谓“中国人权同盟”，提出12条纲领，自己交给外国记者，公然要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声称“本同盟要求世界各国人权组织及公众给予支持”，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

北京市一个女工同一些上访人员组织“公民上访团”，在一些组织的支持下，在天安门广场打着“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横幅游行示威，到新华门请愿，围观群众几千人，阻塞交通1小时。１月１８日，北京市拘留了这个女工，“中国人权同盟”等七个组织和油印刊物即发表“联合声明”，并策划在西单民主墙召开万人控诉大会，会后到中南海请愿。

西单墙上不仅大字报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一些油印刊物。其中有：《探索》、《四五论坛》、《科学 民主 法制》等。到３月，北京自发刊物发展到２０个，大字报和刊物上有不少内部情况和材料。魏京生和他的《探索》是其突出的代表。

魏京生是北京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油印刊物《探索》的主编。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９年３月期间，以撰写和散发文章和刊物为手段，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即从五届全国人大任命的合法政府“手里夺过来”。他写的这些文章，有的张贴在西单墙上，有的登在《探索》上。这个刊物曾在北京、天津广为张贴、散发、出售。《探索》等组织的一些人还想出各种办法同外国人联络，企图借助国外势力达到他们的目的。每当他们贴出大字报即给外国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１９７９年２月] 我国对越进行自卫还击战的第四天，魏京生向外国人供给了 [我国参战部队的指挥员姓名、出兵数目、战斗进展和伤亡人数等] 军事情报。

贵阳有8个工人，到北京宣布成立“启蒙社”，总社在贵阳，北京设分社，发展到３０多人。他们极力宣扬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观，多次同外国记者接触，还用大字报给卡特写信，把美国总统当作“救世主”，要求到美国“访问”。３月，“启蒙社”有几个头头又在北京成立所谓“解冻社”，发表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扬言要“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

广州市北京路中心，也成为贴大字报、发油印小报的场所。油印小报《人民之声》，其中就有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言论，如“舍得一身剐，敢把共产党拉下马”等等。

武汉也有个民主墙，后来又有“四五学会”，同北京的同类组织等相呼应。

在上海，有所谓“民主讨论会”，也叫“振兴社”，其中有些人诽谤毛主席“比希特勒还希特勒”，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诬蔑毛主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

上海还有个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诽谤“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威信”，“打倒共产党就是人心所向”，“要改变制度”，“用资本主义管理国家”。还声称“要利用目前社会矛盾，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程中原、 李正华、王玉祥： 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92-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