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之春”的国内外学术研究及媒体报道

关于“北京之春”的国内外学术研究及媒体报道 在整个“北京之春”民主运动期间（大约是1979年十月十一月开始，直至1981年四月遭到镇压），国际媒体都对此事件给予极大关注。一方面来说，西方人包括记者、外交官、学生等都更容易接触中国。许多外国媒体当时首次于北京派驻记者。同时，许多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与公开谈话方面也收起了胆怯。

到1978年（邓小平1977年7月重返政治舞台）也已经十分清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终结之后，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变动比最初的预想要大得多。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和乌托邦的时代来临，即便在最初还并不明确，这场旅程最终去往何方。

“西方的”媒体那时主要出于三个原因关注中国：首先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态告一段落，这一情况会改变各大政治势力的权利格局，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或许会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第二是人们很喜欢把在中国发生的新的公民运动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异议人士放在一起观看，作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权主义的手段，表示对西方思想所提倡的人权、民主的兴趣。第三便是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存在，让人们想去关注他的“神秘”转折与蜕变。就如几年前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让人印象深刻一般，毛的离开和终结也引发了人们的兴趣，让这场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每个细节都变得耐人寻味。

从1979年开始，也就是大字报和独立民刊（也包括之后的）盛行之时，一些书籍出版物（也包括一些畅销书）迅速在海外发行，且首次出现了著名汉学家对其进行学术评论和分析。 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共产党的镇压以及一些主要的激进分子被逮捕，这种兴趣呈现回落状态。人们更多的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日常生活的日新月异。

直到1989年5月和6月的天安门运动，国际社会才再度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冲突之剧。1989年6月4日的血腥镇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媒体和学术的关注焦点，而很大程度上忘却了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这一段被称作“北京之春”的时期。

从90年代末起，一些新的中国学术出版物出现，分析毛泽东时代终结的这段当代历史，探求中国崛起成为一个经济极度强盛却一党专政的国家的根源。

在中国大陆，由于列宁主义的强大影响，媒体（所谓政治之喉舌）依旧对“北京之春”持缄默态度。也有例外，比如一些由邓小平进行的直接干预也成为媒体讨论的主题。只有“内部”出版物（针对党内高干）有时会详细涉及到民主辩论的内容。

前卫艺术运动以及“北京之春”的文字工作者也能在八十年代及之后的媒体中被提及，然而其政治影响和时局则被严格禁言（比如于1979年10月1日在北京发生的为了民主和艺术自由的游行活动）。

接着，从1989年开始，“北京之春”及其关于公民权利、共产党一党专政以及对中国的民主治理的一些讨论完全变成了禁忌话题，无论是媒体、书籍出版、学校课程以及学术研究都无法涉及这些层面。

在当时一贯反共的台湾，“北京之春”被认为是对抗中国集权者的一场政治起义。那些处理大陆事态发展的情报与研究机构热切地收集并出版了关于民主运动的材料。但很快他们就更多地关注了台湾本地的政治变革，对大陆的兴趣显著降低（相应的研究资金也受到影响）。

在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由于新闻自由，出版了许多民主运动目击者的报告和文件，尤其是一些小型中文杂志（主要由来自大陆的逃难者所经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千禧年开始（即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当地的图书出版社常常出版一些中国作者关于“北京之春”的文件及分析，因为他们在大陆无法出版这些内容。

而对那些从1978年到1981年最初的运动参与者来说，一开始几乎完全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想法与观点。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监禁，其他人——那些还留在中国大陆的——也几乎不敢公开谈论他们的个人感受和经历。直到获释或流亡美国或欧洲之后，他们才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提及他们的回忆。随着中国互联网上开放的小型论坛空间，中国大陆也开始——即便还是有诸多局限——一些非官方的关于“北京之春”的辩论与陈述。